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西安考研电台作弊案
【2007-5-29】 【阅读:12537次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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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 开考之后,试卷还是不是国家机密的问题,是对案件定性的关键问题,专家们这个问题展开了激烈的争论。中国政法大学教授侯云国教授对部分专家提出的关于修改《教育工作中国家秘密及其密级具体范围的规定》,将试卷的解密时限由试卷启用改为该堂考试结束,提出了以下看法:

  第一个问题是:在试卷解密上形成自相矛盾,导致实践中难以操作。我们知道,作为国家机密的试卷,其封口处都贴有绝密封条。封条打开,意味着解封,也意味着解密。既然已经解密,试卷内容自然不再是秘密。这一点是逻辑使然,即使没有在启用前的试题属于绝密级事项的规定,从逻辑规律上也能得出开考后试卷不再是秘密的结论。一句话,封条打开后试卷就不再是秘密了。

  如果按照有关建议,试卷封条打开后还没有解密,要到当堂考试结束才算解密,那么这个封条起何作用呢?既然封条打开后不算解密,如果工作人员在开考之前擅自打开封条,算不算泄密呢?假如他说:这封条我虽然打开了,但法律规定封条打开还是秘密,我没有泄密呀!该如何应对呢?

  再说,封条打开后既然还是国家秘密,这国家秘密怎么能到千千万万的考生手中呢?还有,除试卷贴封条之外,还有些信件之类的东西也会用贴封条的办法保密,若试卷揭封后还不算解密,那么信件之类的东西揭封后算不算解密呢?如果信件揭封后还不算解密,那什么时候才算解密呢?这个时间如何规定呢?如果信件之类的东西揭封就算解密,则又与试卷揭封不是解密形成矛盾。同一类东西,同一种保密措施,又是同一种解密方法,为什么有的算是解密,有的又不算解密呢?总之,这个建议实在是矛盾重重,运用在实践中难保不出问题。

  存在的第二个问题是,对考试作弊行为仍然不能治罪。对于单个考生作弊,不以犯罪论处是正确的,因为其社会危害性明显轻微。但对于有组织有计划地群体性考试作弊,我认为应当以犯罪论处。然而,按照有关意见,对于有组织有计划地群体性考试作弊仍然无法治罪。比如,假若多人在考场里利用高科技作弊,由一个高人在考场里将正确答案传递给其他应试者。这样的群体性作弊危害性也很大,但因未把试卷内容传向场外,不涉嫌泄露秘密,按照上述见解就不能治罪了。

  这样一来,不但达不到抑制群体性考场作弊的目的,也达不到规范国家考试秩序的目的,这样,规范国家考试秩序的目的便难以达到。所以我认为,还是应该完善刑法,增加考试作弊罪,而不是修改保密法。

  退一步讲,即使按照另外一种见解,即开考之后考试结束之前试卷内容仍然属于秘密(注意:这只是个假设)西安作弊电台的行为也仍然是考试作弊,而不是泄露国家秘密。为什么呢?在这里,主观故意起着决定性的作用。西安考研作弊者的行为,虽然在客观上涉嫌泄露国家秘密,但他们在主观上并没有泄露国家秘密的故意,有的只是作弊的故意。

  作弊故意与泄密故意的区别在于目的不同。作弊故意的目的,就是考试作弊,即不正当地提高自己的考试成绩。作弊者即使有泄密行为,其泄密行为也是为作弊行为服务的。而泄密故意,却没有作弊的目的,其目的就是将秘密泄露给他人。

  也许有人会认为,他们明知试卷内容是国家秘密,还要故意泄露出去,这就是故意泄密。这种理解是不正确的。要知道,按照刑法第14条的规定,构成犯罪的故意,在认识因素上必须是明知,在意志因素上必须是希望(追求)。作弊与泄密的区别在于,作弊者追求的是作弊的结果,泄密者追求的是泄密的结果。就西安电台作弊案来说,不论考场内的人员还是考场外的人员,他们追求的显然都是作弊而不是泄密,这一点是相当明确而没有疑问的。除了主观目的不同外,作弊与泄密在行为上也不完全相同。作弊者,在考试过程中必然有作弊行为,而泄密者在考试过程中则没有作弊行为。换句话说,作弊者可以有泄密行为,而泄密者不会有作弊行为。

  上述推理是在假设的前提下作出的,就算考试结束前试卷内容还未解密,西安电台作弊者的行为也不构成泄露秘密罪。何况按照现有法规,考卷封条一经打开,就自动解密了。事实上,西安作弊电台的行为,仅仅是一种作弊行为不可能构成泄露国家秘密罪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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